格拉肯:用旅行的经验去研究思想史旅游

/ / 2015-10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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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同时代的著名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、特瓦沙等人不同,格拉肯不是一个“地理学者模样的地理学者”(as geographer’s geographer),他没有研究多少具体的地理问题,但他对于地理学历史研究的贡献,并不在他们之下。


克拉


克拉伦斯·格拉肯

克拉伦斯·格拉肯(Clarence Glacken, 1909—1989),是一位美国地理学家,他在地理学研究上的成就,主要是地理学思想史。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(IGU)地理学思想史专委会主席的胡森(David Hooson)教授对他的评价是:格拉肯把这门学科即地理学的视野极大地拓展,超越了本世纪绝大多数地理学家。他涉及了一系列思想领域的重大问题,具有罕见的广度与深度。他的学术成就会长久地影响思想界,且跨越众多学科。

格拉肯于1909年3月30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(Sacramento)。

1928年,19岁的格拉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,获得社会机构(Social Institution)研究方面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。在这期间,他主要选修特加特(Frederick John Teggart,1870—1946)教授的有关历史理论方面的多门课程,受到思想史研究的启示,“打开了一个自己不怎么知道的学术领域”。

这一期间,著名地理学家索尔(Carl Sauer,1889—1975)已经在伯克利地理系执教,但格拉肯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,“我没有时间选特加特教授以外的课程”。对于地理学,格拉肯在主观上还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。

不过,从一位年轻女老师那里,格拉肯不仅学习了多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,并开始了解到关于环境的思想的历史,包括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的思想、法国的可能论,以及亨廷顿的环境论。这些可以说是为格拉肯日后耕耘不已的研究领域播下了种子。

格拉肯于1930年代初毕业。在毕业后直到1949年再度进入大学学习的近20年时间里,格拉肯从事了一些社会、军队的工作。这些工作,使他“从抽象的理论思想世界(历史理论学习)降落到现实的社会中”(胡森)。

1937年,他用了11个月的时间周游世界,所游历的地方包括:地中海地区、中东、东亚(包括中国)、南亚等。这些地区深厚的文明积淀,自然与文化、人类与大地之关系的多样性,引出一连串的问题,涉及环境、人类创造力、宗教信仰、传统、风俗习惯等。在46年后的回忆中,他写道:“我有一个想法,我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,山脉、河流、明镜般的湖泊、城市、市场等。当我阅读关于思想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我所知道的地方的时候,它们都变得生动清晰,充满了意义。”比如地中海的各种景色,会清晰生动地在记忆中浮现。

“没有旅行的经验,我不可能去研究思想史。”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格拉肯之口,我们或许不会认真地对待它。显然,格拉肯在旅行中是一个有心人,他说“这些旅行其实是一种田野工作”。“田野工作”,这是地理学家严肃的术语,它标志着对所见景观的出于学术的反复思考,在含义上,与仅仅满足观光的旅行完全不同。这些丰富的经验观察,也被格拉肯吸收到后来在伯克利大学的关于东亚、地中海、欧洲的教学中。

胡森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,成长在真实世界,还是成长在图书馆,对地理学家来说是存在差异的。当然,格拉肯并不缺乏图书馆中的钻研,通过博览群书,他曾与历史时期的众多思想家及学者对话,而由于在真实世界中的当代经验,使他在这种对话中更增添了一份资格。

在1941—1945的5年间,格拉肯被“投入”美国军队,从事文职。他去过冲绳和朝鲜,对南朝鲜失去森林的荒山不能忘怀。而关注最多的是冲绳的乡村。后来,他把在琉球的观察和思考,写成了一本书《伟大的琉球:冲绳乡村生活研究》(The Great Loochoo: A Study of Okinawa Village Life,1955)。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。

他也曾在华盛顿工作,在那里幸遇第二任妻子,后来又结识她的上司威廉·福格特(William Vogt, 1902—1968),他们三人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福格特是著名的生态平衡理论的倡导者,他的《生存之路》(Road to Survival)一书讨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,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对于格拉肯来说,与这位好朋友的思想交流,令他对如下问题的兴趣油然而生:人与环境的关系有怎样的历史?更重要的是,在历史中人们是怎么思考这类问题的?由于当代的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重,福格特说:著书,可以武装人民,也可以令政治家和领导人警觉。格拉肯说:“这些都促使我去钻研思想的历史。”福格特去世后,格拉肯曾撰文,表达了对福格特的深切怀念与崇敬。

1949年,格拉肯意识到,要满足并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,必须进入学术机构,进入大学,做一个职业的学者、教授。这时格拉肯已经40岁,但年龄并不妨碍他注册进入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鲍曼地理学院(Isaiah Bowman School of Geography)的正规博士课程。从这时开始,他认同自己是一名地理学者,不过,是“一名迟到的”地理学者。

格拉肯的大学学习永远是高效的。1951年,仅用2年时间,格拉肯博士毕业,所撰论文的题目是《可居住世界的观念》(The Idea of the Habitable World),内容包含四种相互交联的思想的历史,它们是:18世纪中期到二战后的人口理论、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影响、土地的概念、现代生态理论。虽然这篇博士论文始终没有发表,但格拉肯感到从中的收获是令人兴奋的。论文中的重要观点,都被吸收到后来的著述中。

博士毕业后,格拉肯做了一段人种学的调研工作。

在一次去冲绳的路上,格拉肯遇到索尔,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位地理学大师亲身接触。格拉肯说,他早已拜读过索尔的作品,并感到“历史地理学导言”是最能鼓舞人的一篇,在这篇作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致辞中,索尔表达了对于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赞赏。

通过这次结识,索尔开始发现并了解了这位“迟到”的地理学家。这为格拉肯的学术命运带来重要转折。从日本回来后,显然是出于对格拉肯的经历以及思想的欣赏,索尔主动介绍他加入了伯克利大学地理系,成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地理学系的教师。在1952年秋季,“我开始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涯,而距从这座校园毕业,已经22年了”。格拉肯最初的职位只是一个教员(instructor),而此时,许多他的同龄人都已成为正教授。

索尔支持格拉肯开设一门思想史的课程,并在学校课程目录上将课程命名为“自然与文化的关系”。这门课所讲述的地理学思想史,从古代直至当代。这正是格拉肯热爱并越来越熟悉的东西。他除了休假,每年都上这门课,直到1976年退休。

就这样,从进入伯克利大学教学开始,沿用胡森的比喻,格拉肯又从现实社会中升起,返回到抽象的思想理论世界。据格拉肯自己的回忆,随后参与的几次重要的学术活动,使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坚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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